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临近年终岁尾，在城里辛苦打拼了一年的农民工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带着厚厚的钱包、背起鼓鼓的行囊回乡与家人团聚。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总量逾2.88亿人。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力度。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全国展开。给被拖欠薪资的农民工们一个满意的结果，是这个冬天所有人的热切期盼。

报案现场

“不给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我们有的工人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他们还拖着不给钱！我们只能来找政府！”

2019年12月25日，离新一年到来只剩几天。一大早，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的2号业务窗口前，围了十几个一脸愁容的农民工兄弟，愤怒地向工作人员诉说近段时间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大家七嘴八舌，嗓门越来越高，安静的办事大厅“轰”地一下喧噪起来。

“大家先不要急。留一两个人在窗口讲，让我先了解情况。那边有椅子，其他各位歇歇坐坐，喝口水。”窗口内，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向前欠起身，语气平和镇定地说道，紧绷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

有人转身到后排坐下了，也有人只是退了几步，依然眉头紧锁，双手插在胸前，伸着头站着看。这样的讨薪现场，令人揪心。

战才成的老家在四川巴中，来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干得是高空作业的危险工作，也就是“蜘蛛人”。今年是他头一回遭遇欠薪这件闹心事：“这些工友都是跟着我来干活的，结果30多个人都没拿到工钱。”

“我们干的是朝阳区某街道的亮化工程，现在项目完工都3个多月了，我们还没拿到钱。眼瞅要过年了，街道是亮了，可我们咋办？”

来到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投诉的前一天，战才成和工友们先到项目所在的街道办寻求调解，结果发现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给承包该工程的甲公司干活，但实际上甲公司已经把劳务部分承包给了乙公司，乙公司又通过包工头雇佣了战才成等人。现在是甲、乙公司相互踢皮球，谁都不愿承担责任。没办法，战才成和工友们找到了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

拘谨地坐在办事窗口前，战才成手里一直捏着厚厚一沓工友们的身份证复印件。

“你们和谁签的用工合同？”工作人员询问起细节。

“之前我和那个包工头认识，他介绍我们来的。我寻思都是熟人，就根本没想合同不合同的。”战才成说。这相当于现在工人们手里并没有任何凭证。怎么办？

“这样，你先给我一个乙公司联系人的电话，我跟他们沟通下，看看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们是给他干活了。”工作人员说。

过了10多分钟，工作人员回到了办事大厅，焦急的工友们呼啦一下将他围在当中。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刚才打电话过去，是乙公司的负责人杨总接的电话。我说明了情况，他们承认了雇佣关系，也承认工资没发到位。现在他们提出过几天先打款4万元。”工人们紧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乙公司虽然在监察队的施压下，口头承诺会支付一部分钱款，但毕竟还没有落到实处。工作人员建议，战才成和工友们接下来还是要找直接联系他们的那个包工头先写个欠条。“写清楚欠你们多少人多少钱，你们手里最好得有个凭证。”然后又给了战才成几份表格，一一告诉他该如何填写，“如果乙公司没有按时打款，你们填好表格后可以过来立案”。最后又嘱咐大家：“以后可别什么活儿都接了。记住，不给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在建筑市场上‘老乡带老乡’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很多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签合同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保护。”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队长刘士广说，处理这样的案件，工作人员首先要取证：工程是由谁包给谁的，工人又是谁找来的，到底有多少工人参与了施工，谁能证明。将这当中的层层关系链条捋顺、证实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都可以要回来。

一个月前，60多岁的农民工老邱就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刚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同样是轻信了“老乡”关系，老邱和10多名工友的工资尾款拖了一年也没拿到。“那年结工资的时候，老板说工程款尾款还没到，工资只能先结一部分，剩下的年后再给。我想老板和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人，相互体谅体谅，缓一缓应该没啥大问题。”结果后来老板的公司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老邱迟迟要不回剩下的工钱，再加上用工双方之间没有欠条等物证，老邱只好从此踏上了奔波讨薪路。“我从老家来一趟公司的车票是50多元，来回就得100多元。一年里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趟。老板总共欠我不到1万元，怎么就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呢？”

自行沟通无果后，2019年11月27日，老邱终于走进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12月2日，涉事企业老板就被约谈，并同被欠薪的农民工当面沟通。12月16日下午，老板终于在调解室现场为老邱他们支付了全额工资。激动的老邱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说：“拖了一年多的工资，终于要回来了！感谢政府！”

讨薪前线

“不让你们两手空空回家过年”

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监察二组组长韩正武来队里工作已有11年。在他看来，“责任感”是做好帮助农民工讨薪这份基层工作的第一前提。“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突发现场，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形下，沟通技巧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任何可能刺激情绪的话都绝对不能说。一旦闹起来，后期的工作也将会非常困难。在现场说的话必须要站在投诉人的立场，真正替他们考虑。要真正体谅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内心的怨气，并想尽办法帮他们化解怨气。”

有一次，韩正武和同事接到任务，一群被拖欠薪资的农民工聚集在项目工地，现场人越来越多。该如何安抚大家？

在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中，韩正武拿着喇叭说，“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帮大家解决困难的。大家遇到了什么事，一个一个说。我身上带着执法仪，现场记不住的，执法仪也能录下来。我回去肯定要一一详查，为的是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韩正武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下，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宣泄的出口，让工友们把遇到的困难、把平时没机会说的话都倾诉出来。倾听他们的诉求，也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去了解真实情况。”

一份真心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那天，当韩正武和同事撤离现场时，农民工们站在路边自发地鼓起掌来。“那一刻我才松了口气。”韩正武说。

在队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监察队员真心实意地劝慰来投诉的农民工兄弟：“你们两手空空地来寻求帮助，我一定不让你们再两手空空地回家过年。”一番话让怒气冲冲进门来的农民工感动得流下泪。

有的农民工担心投诉举报后案件处理时间过长，韩正武和同事们就加班加点争取尽早完成调查进度。“尽管规定要求监察队在接到投诉举报后60天内作出处理，但实际上一般的案件，最多只要20天就可以办结。”

除了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外，有些企业的确是本身有困难，比如只是暂时资金周转不灵或者在发展中遇到了风险。这就需要在具体办案中加以分别，平衡好企业与农民工双方的权益，不能将企业都一棒子打死。

“在为农民工讨薪的同时，我们也要向企业主普及法律知识，督促企业合法经营。”据韩正武介绍，如果确认企业并非恶意拖欠工资，就要一边明确底线，一边予以体谅。“像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的拖欠案件，企业要筹措、垫付几百万元的薪资，不是一两天内就能到位的，这些实际情况在工作中我们也都要考虑周全。”

在韩正武的印象中，有一件项目完工后一年多才接到投诉的欠薪案件，是唯一用足了两个月调查期的案件。“结案那天，就在我们队的大会议室里，拖欠工资的企业现场给工人们发钱。人站了满满一屋子。工人领完钱、签完字，脸上露出笑容。那一刻让我觉得劳动监察工作虽然充满挑战，但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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