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是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实国情不允许这样搞。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家，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政府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定息期限为7年。1962年到期后，又决定延长到10年。这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对私方付年息5厘作为“赎买”代价，并安排他们工作，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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