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adyshev也表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年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但生物年龄可逆变化的程度，以及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仍然未知。”

研究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总体来看，生物体的生物年龄是稳步增加的，不过它并非一定随实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个体在生理上可能比实际年龄更老或更年轻。此外，越来越多的动物模型和人类证据表明，生物年龄可能受到疾病、药物治疗、生活方式改变和环境暴露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人员举例：比如，在人类或小鼠接受重大手术、怀孕时，或者在新冠期间，生物年龄都发生了短暂的变化：参与试验的患者在接受紧急手术后，生物年龄会急剧增加，然而，在手术后的几天内，这种增加又逐渐消失，生物年龄便会恢复到基线水平。同样，怀孕的参与者也经历了不同速度和程度的产后生物年龄恢复。而德国药企BioNTech研发的托珠单抗（tocilizumab）免疫抑制药物，则有助于新冠患者生物年龄的恢复。

试验中，研究人员通过利用DNA甲基化时钟（表观遗传衰老时钟，一种建立在DNA甲基化标记基础上的评估方法，可以准确地量化与年龄相关的表型和结果），来观察整个基因组中各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如何随着年龄变化而变化。

他们测量了小鼠在各种压力刺激下生物年龄的波动：研究人员通过手术将3个月大和20个月大的小鼠配对在一起。结果显示，小鼠的生物年龄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增加，以应对压力，但这种增加是短暂的，且压力缓解后，生物年龄又会重新变小，趋于基线。

文章第一作者、哈佛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Jesse Poganik说：“接触老化血液后，幼鼠生物年龄会增加，这与之前的报道一致，即异体慢性血液交换过程会出现年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可逆性还未见报道。根据这项新研究，我们能假设随着情况不断变化，生物年龄也会相应发生可逆转变。”

此外，该研究发现，在短时间内人类生物年龄可能会经历快速变化，但人类DNA甲基化第一代时钟检测这种变化的灵敏度并不高。因此，Gladyshev说：“这些数据强调了选择适合的DNA甲基化时钟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同时表示，虽然研究揭示了在生物衰老过程中的一些变化，不过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目前研究主要依靠DNA甲基化时钟来推断生物年龄，因为这是现在可用的最好方法。随着老化标志物领域的持续扩展，研究希望其他与DNA甲基化时钟媲美，或超越其功效的生物标志物能进一步确认研究结论。此外，因为并不是所有主体的生物年龄恢复速度或程度都相同，所以在探究生物年龄的短期波动，和终身生物衰老的关系方面，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衰老动态新层面。”White说，“一个关键的未来研究领域是：探究生物年龄的短暂波动，将会对整个生命过程做出什么贡献。未来的研究还会将成功恢复生物年龄和改善临床结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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