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要求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背景下，部分干部出现了“为官不为”的苗头，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不愿担当，不敢作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党员干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事情不影响自己的位子，就不闻不问；遇事绕着走，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主动服务意识欠缺，成为“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有些党员干部办事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办事不分轻重缓急，含糊其辞，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有些地方中央政策已经到位，土地有了，资金批了，项目却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难以落到实处，错失发展良机。庸政懒政现象在某种程度已经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

    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缺乏严密严厉的懒政庸政问责机制不无关系。纵观各类问责制度，均聚焦于突发公共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引发社会动荡的各类事件，对由懒政庸政导致的党和政府形象受损、经济发展滞后、群众怨声载道等，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在各地经济转型升级、稳增长的背景下，重拳整治党员干部庸政、懒政、怠政显得尤为重要，而制度建设必不可少。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此外，考核评价体系应该更加开放和多元，要让广大党员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能够充分落实。

    国外一些措施值得借鉴。如，有些国家出台国家层面的公务员职责法、公职人员道德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部门制定针对每个岗位的行为指南、规范手册等。在机制上，设立专门的道德官员，进行绩效考核，鼓励媒体监督等，这些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