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不仅加入了众多国际机构当中,而且开始创立新的国际组织,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正逐步从国际制度的参与者转变成国际制度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月30日发表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铮的评论文章称,中国外交做出了25年来的最大调整。文章称从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以来,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中国问题专家的目光。习近平已对中国对外政策做出了重大改变。专家们已开始梳理习近平最近提出的新举措和建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建投资银行。
习近平的战略采取富有经验且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不去直接挑战现存的国际机构,而是试图搭建新平台。通过这些举措,北京想要创建一个更有利于自己且能够限制美国战略性施压的国际环境。表面上看,这些举措只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北京也试图把它们作为纯粹的经贸方案推出,但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提高中国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北京的长期战略目标服务。 在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国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建议,包括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亚洲基建投资银行(AIIB)。中国没有从现存的国际机构和体系中撤出,而是在每次向前迈开一步,通过创立新的机构,维持更强的控制力,施展更广泛的影响力。
从中国的角度看,如何处理与现有国际机构、体系的关系是新兴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日本控制着亚洲开发银行(ADB)。日本的投票比例是中国的两倍多,且银行行长一直是日本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不合理的。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中国更大话语权的改革也是一拖再拖。作为回应,中国的新战略是试图建立新机构和平台,以便中国扮演在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能扮演的角色。不过,中国已经很小心地不去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而且为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它一边建立新机构,一边继续积极参与世行、WTO、IMF、ADB等现存机构。
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加强或重振某些机构,包括金砖五国(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信会议(CICA)。这同样也是中国的替代性战略——北京正试图用这些机构抗衡北约和美国的亚洲军事同盟。即使中国不能控制这三个机构,它也在试图扩大自己在其中的领导力。
“一带一路”
在表面上,“一带一路”只是该区域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发展计划,旨在加强贸易、基建和连通性,其实这一倡议的真正目的也涉及安全问题。中国正利用这个倡议加强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国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也希望这一倡议能够弥合自身与中国的关系。
另外,中国也希望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友好往来。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这使中国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其二,北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获得中亚与西亚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帮助它解决边疆的安全挑战。 北京非常聪明地利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降低了地缘政治含义中的敏感性。
北京还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确实存在的优势。借助高速公路、高铁、管道、港口等新渠道把自己和区域内的其它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中国擅长的领域。首先,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且正在寻求有效利用这部分盈余的途径。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欧美的风险增大,把余钱投在亚太基建上对北京而言似乎是一个好选择。其二,近年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负担,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一带一路”与区域基建可以把中国的工厂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区域内的其它国家。此外,中国似乎有无穷的人力资本和基建经验,所以唯独它有能力落实宏伟的“一带一路”计划,并向周边国家出口大量的储备。 通过出口技术并与邻国加强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同样希望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大的新市场。这一倡议将加强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之间的交通和一体化,也使中国的邻国更加依赖中国的资本和市场。最终,这会帮助中国获得在该区域的领导权,使中国更好地平衡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提供顺风车”
2014年8月,奥巴马总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中国在过去30年“搭便车”,指责中国没有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然而,利用新的倡议,中国显然正在转而扮演一个更积极的领导角色。对北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改变。
作为对奥巴马的回应,习近平已公开表示,通过中国提出的地区发展新倡议,中国欢迎邻国“搭便车”。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不管中国投资计划背后存在何种特殊的战略动机,国际社会都应该欢迎崛起的中国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和领导力。对我们而言,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不一刀切地从“零和”角度看问题同样重要。
现在预测中国的新倡议会成功还为时尚早,这还将取决于中国邻国的反映。北京也还面临众多有待清除的障碍。也有可能中国的邻国欢迎大量涌入的中国资金和资源,但不会给予中国所期望的回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紧密的政治安全合作。中国是否能够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推动新倡议的能力,即说服邻国以共同的视角看世界的能力。
另外,新的领导角色对北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做跟随者比做领导者更容易。领导能力建立在政策研究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和软实力的基础之上。中国获得领导能力需要提升政策决策能力、加强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做一个准备欠佳的领导者风险巨大。最终,硬实力的发展也将依赖软实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