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提出的第二个价值取向，是平等。

（一）社会平等

我们今天在强调要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而这样的追求，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开始了：

中国的儒家，目睹了道义失衡的礼崩乐坏，于是提出“天下大同”的设想，期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大道为公、不生是非的大同社会；中国的道家，感受着欲望无度的邦国纷争，于是提出“小国寡民”的想法，盼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朴素安宁、不受干扰的清静社会；中国的法家，忧虑着权贵横行的法外特权，于是提出“刑无等级”的制度，呼吁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刑罚统一、法度严明的秩序社会；中国的墨家，不满于弱肉强食的争霸交战，于是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渴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爱无等差、战无不义的和平社会。

中国文化里各家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表达，传达着对于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和谐、社会美好的同样期待。虽然从每个人的客观条件上来讲，人注定是生而不平等的，但他们希望在人的生存中，社会能给予民众以相对平等的生存空间，可以让所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安居乐业、让所有人无论是强是弱都不受欺凌。

正因为人们生而不平等，所以才格外要求社会的平等，来弥合先天的差异、来均衡各方的不对等。

平等，首先意味着人心的平和：法无特权，人们的生活中杜绝了欺男霸女、投诉无门之事，才能安然度日，所以社会总在呼吁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平等；机会均等，人们的努力能够进阶有序、公共的资源不再权贵垄断，社会才能健康运转、正常流动，机会平等的秩序消除着怨声载道的仇视。

社会平等才能带来心态平和、生活平静，对于这一点，唐朝韩愈体会得非常深刻，他作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由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首先论述了一个物理道理，当物体处于不平静时才会发出声音，比如草木由风拂动发出声响、水面由风吹动发出声音……而人的语言也是如此，迫不得已才出言发泄，或歌或哭，但凡有言，都是因为内心不平！所以，如果要平息人言鼎沸、如果要人们心平气和，就要实现社会环境的大平等，才能塑造心理环境的平和。

平等，而后带来了社会的平稳。儒家经典《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社会生活，最后要达成的最高目标是“平天下”——要平定天下、要天下太平，就包括了要人人平等、要社会平稳，平定天下的目的便是为了“天下平”。而平等的社会生存环境为人们塑造出的心态平和、生活平静，促使着人们的各安其分、各行其道，保证着社会的稳定泰平、四海升平。对此，孔子曾经十分严肃地教育弟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邦国社会，不怕贫穷却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少却怕人心不安，如果均等，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拥有得少，如果和谐，家国也就不担心人少，如果安定，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倾覆之灾。孔子此言，实在是道破了此后历代王朝更迭、民心思变的根源。贫富差距、待遇差异、等级差别的严重分化，促使了社会的不平稳发生。

所以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吴兢，在分析总结了大量兴亡之道、穿越过如许历史烟云迷障之后，留给中国文化一句平淡而直白的朴素道理，他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也以淡然口吻隐喻着人间至理，他说：“平而后清，清而后明。”社会平等，彰显治国之道，社会平等，成就清明太平。

（二）人格平等

社会平等，这是对每个人生存权利、每个人生活状态的保障，是一种制度上的追求。而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精神，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尊严上的平等。

人格平等，源于彼此的尊重，就像《简爱》中那句响彻世界的呐喊，简·爱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能认同自己与他人的人格平等，不因身份地位差异而拜高踩低，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自信力的考验，能以平等姿态交流、以平常心去品评人的格调与心性。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人格平等的交游，坚固胜似青山，美丽胜过音乐。那是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叫伯牙，他官任晋国的上大夫，被人称作“琴仙”。一天，他坐在汉阳江边独自弹琴，忽见一位砍柴而归的樵夫正站立在旁听琴，神态十分专注，似能听懂琴意，自称名叫钟子期。伯牙起初心存质疑，难道一个村野樵夫也懂得士大夫的琴声吗？于是想试奏几曲，便随手弹奏出心中的巍峨高山之景，钟子期听后描述说“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惊讶之余，又弹奏起滔滔流水之意，而钟子期听后回答说“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这下喜出望外，他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知其音，解其意，从此，“知音”一词便从音乐术语中脱颖而出，泛化成了知己、知心人的代名词。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后，他们相约来日再于此处弹琴、听琴。但是当伯牙如约再来的时候，钟子期侧耳倾听的身形已经化作一抔黄土、与世长辞了。伯牙痛失知音，他在子期的坟前最后抚琴一曲，而后把琴摔断，立誓知音既去，此后再不弹琴。这便是古琴艺术中“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这个分别记载于《吕氏春秋》《荀子》《列子》等典籍中的故事，故事中两个萍水相逢而意气相投的人，以七弦为桥梁、以音乐为寄托、以青山为风骨、以绿水为凭证，彰显着一份不关乎社会地位、只关乎心灵地位的平等相交、贵重相知。士大夫的琴音，只为樵夫才回响山间；钟子期的脚步，只为伯牙才驻足岸边。

是对人格平等的维护，才没有阻止伯牙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对话一位民间路人；是对人格平等的认同，才没有使钟子期畏惧以一担柴木对唱一具古琴。其实，在触及心性的人际交往中，社会身份，常常比不过文化身份的重要。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伦理纲常的规范十分讲究，所以看起来似乎处处都是对不平等地位的维护。其实，中国文化很早就在强调人格上的平等了，甚至为了追求平等，认为连性命都是可以放弃的。《礼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春秋时期，齐国饥荒，饿殍遍野，一位叫做黔敖的富翁，本想发放粮食赈灾，可是在饥民来领粮的时候，他以轻蔑的语气吆喝说“嗟，来食！”于是饥民感觉蒙受了巨大羞辱，宁可饿死也不肯再领受粮食。这就是“嗟来之食”这个词的由来，表示带有侮辱性的施舍，而在中国文化里，也逐渐强化着“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傲骨。

傲骨常存于内、内在铁骨铮铮，傲气不形于外、外不盛气凌人，这种人格的培养、这种修养的强调，正是为了能够超越社会条件限制、而达到彼此人品格调上的平等。

所以中国文化才会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要把修养自身当做人生之本，无一例外，无有特例——而这种无人能免的一视同仁，正是一种对人生要求的平等准则。品评你我，就看彼此修身的成就；修身过后，便能成就人格平等的生命。

（三）众生平等

对“平等”这个概念论述最多的，首推佛家。而且中国佛学里强调的“平等”，早已超越了世俗概念，甚至超乎物种的限制，叫做“众生平等”。众生，包括“有情众生”，也就是有感情的生命体，比如人类和动物；众生，也包括“无情众生”，也就是植物、微生物乃至山川石矿等没有情识的物体。大乘佛法说众生平等，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受轮回之苦，也都能具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视众生无有差别”。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中土禅宗，以禅宗的观点看，佛性就是自我的觉悟，众生都能成佛，就是众生都有机缘参禅悟道、升华自我，如果能够破除迷惑内心的种种执着、能够了悟解脱心灵桎梏的真理，那就是一种立地成佛了。中国文人之所以推崇禅宗的理论，是因为禅宗的人间化与简易化，使它不再执着于仪规、不再像宗教，而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参照、一种哲学道理，成为了“禅学”而非仅是“禅宗”。

在禅学的思想指导下，“众生平等”的理论也推衍到了社会生活中，演化成一种德性标尺。如果认同众生的地位平等，就该尽可能维护每一个物种生存共处的权利；如果承认众生的法性平等，就该尽量地遵从每一样事物自然而然的状态。人类对于万物，不该以霸占之心、掠夺之心去强求和破坏；人类之于世界，该是以平等之心、善念之心去尊敬和平视。

这就像道家以平等心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没有偏爱私心，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草扎成的狗一样，在天地苍穹的怀抱中，万事万物都经历着平等的存在与平等的消亡，都遵从着平等的规律法则和平等的因果循环。在大自然的眼中，“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物都是平等地生发衰落、平等地循环往复。

而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人民与我都是同胞、万物与我都是同类，这种“民胞物与”的观点，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从侧面显示出的一种众生平等观。

在“众生平等”的禅学感悟和哲学思索下，也许我们与他物有着境遇差别，但是没有优劣差别，不该以轻蔑之心傲视天地；也许我们与他人有着境地差别，但是没有等级差别，不该以轻慢之态目空一切。怀有慈悲心性，就是能对他人他物的苦乐以平等心去感同身受。

在中国文化里，对于平等的呼唤，有社会宏观层面的制度平等，有个人实际层面的人格平等，更有生命自然层面的众生平等。所以国学会对家国说“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会对社会说“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会对个人说“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会对官场说“临官莫如平”；更对世间道理说“持心如衡，以理为平”。在这样的文化承袭中，让我们在今朝期待，正理平治，承平盛世。（文/曹雅欣 书法/张瑞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