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庄案和文强案即将同日开庭之际，一直淡出媒体视野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月1日对文强做出了评价。他认为评价文强，要着眼历史，尊重历史。在王立军看来，“文强这个人长处很多，是一个很熟悉业务的干部，而且这些年，做了很多贡献。”（《新京报》2月2日）

    据悉，王立军还谈到一个细节：日前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办了一个刑侦文化沙龙，里面没有文强的照片。他坚持文强“必须要有”，并说重庆公安成立以来，文强是管过刑侦的，“不能因为他人生中有缺失，就把过去人家的历史全否定了，这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后来警员挑了一张最好的文强照片贴出来，尺寸大小也跟其他领导一样。王立军还说，“什么叫和谐啊，包容和承受是和谐的前提。时下有些人善于跟形势，不能把历史和现实结合，是文化承载力不足的表现。”

    王立军的“文强贡献论”出炉后，立即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打黑英雄的思想境界与人格魅力，标志着重庆扫黑除恶斗争走向成熟。历史地看待文强，不仅摆脱了非左即右、一棍子打死的简单，而且摒弃了后任评前任常裹挟“一己之私”的狭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强，更彰显了司法的公正、公平。

    批评者则强调，发表“文强贡献论”，时机、身份的选择欠妥，而动机也耐人寻味。说得清楚点，王立军在关键时刻为文强溢美，是在为审判文强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同时也是在积极为组织开脱。文强案让有关高层骑虎难下，也让很多达人蒙羞与不安。文强一旦获重刑，有关高层将难逃用人不善和监督不力之责，而许多达人则将长期生活在阴影里。甚至有人放言，文强案风向要变！

    评价文强，见仁见智是正常的。在笔者看来，文强从一位普通民警升至一名厅级干部，其中有组织培养的因素，而其个人奋斗的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领导打黑时曾表现出的业务能力及作出的成绩，就更能说明他并非一无是处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应淹没在单向的情绪里。

    而王立军在文强即将面临审判的前夕，肯定其成绩，客观地评价其贡献，也并非要为其开脱罪责。法治精神的要义就是排除人治。以文强昔日的功劳挺他，以期对他从轻发落，这不是法治，而是干扰法律的公正。王立军大概不至于“糊涂”到这么做，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王立军“点评”文强，当意在呼吁公众和舆论，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文强，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见得是件好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评价文强的问题，也关系到如何评价重庆的政法战线。因文强的蜕化变质，就抹杀其历史贡献，进而全盘否定重庆历年来的政法工作，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也会造成新的社会困扰。

    法不诛心。重庆市长黄奇帆表示，打黑工作不会搞扩大化，也不会有任何包庇纵容的行为。可见，扫黑除恶的正常秩序，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体现在思想认识上。惩办文强，不需要改写他的历史；同样，也不可能因为他历史上“有贡献”，而对他网开一面，置公平与正义于不顾！

    王立军的“一席谈”，肯定了文强曾经的贡献，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民意的尊重。古人说，“有功于前，不为损行；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堕落者，同时又理直气壮地高扬司法公正的旗帜，这才是法治之福，民生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