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本世纪初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波及中国。比起经济对法治的影冲击，舆论对法治的影响更为明显、更加直接。邓玉娇案、周久耕案都是由于网络的存在而广受关注，而舆论的关注推动了真相的揭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案件的结果。许多事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网民更是在谎言与真相之间穿梭。
　　
　　监督司法：邓玉娇案
　　
　　邓玉娇，一个弱女子，在2009年成为“抗暴英雄”。有网友以文言文记述经过：“邓玉娇者，美而烈，以修脚为业。一夕，野三关镇吏黄德智、邓贵大、邓某相携寻欢不遇，见玉娇，遂破门而入，欲强狎焉。玉娇严词斥之，邓贵大怒，鞭面以币，曰：吾辈多金，岂惧汝不从哉。玉娇不顾，贵大愈怒，乃按其于卧塌，强起，复按之，三者相视而笑。玉娇羞愤，遂操细刃刺之，三创而毙，德智复犯，玉娇又刺之，重创，玉娇乃投刃自首于官。”
　　
　　对于邓玉娇案件的处理也是一波三折。2009年5月10日，她被以涉嫌故意杀人被立案侦查。网络报道后，检察机关6月5日起诉的罪名变更为故意伤害。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邓玉娇因防卫过当且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被免予刑事处罚。
　　
　　从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再到免予刑事处分，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力量的强大。邓贵大等地方官员之所以肆无忌惮，就说明了行政权力的强大。如果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很可能有更多的修脚刀出现。
　　
　　同邓玉娇案一样，梁丽案也因为舆论的关注而改变了处理的结果。机场清洁工梁丽“捡”到黄金三百万被公安机关以盗窃罪立案，后来检察机关将定性改变为侵占，而侵占属于自诉案件，最后公安机关撤案。
　　
　　舆论影响司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众更加关注司法，既有利于普法，也可能使案件处理更接近实质正义。但另一方面，真正的法治时代并不是全民法官时代，不当的引导也可能变成舆论审判。
　　
　　网络反腐：周久耕案
　　
　　一直春风得意的南京江宁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进了班房，而且还栽在他平时抽惯了的香烟上。2008年12月，周久耕因大放厥词说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而被“人肉搜索”。这一搜不要紧，他抽的“95至尊”、开的豪车凯迪拉克都给曝光了。几千块钱工资的局长，如何能有如此的高消费呢？2009年10月10日，这个“最牛房产局局长”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否具有偶然性也给我们带来思考。反腐败如果只靠业余反腐爱好者──网民来进行，有关的职能部分面对老百姓发给他们的薪水是否汗颜呢？而且，对没有被网络关注到腐败分子该怎么办呢？
　　
　　除了周久耕以外，2009年，腐败分子依然是“前赴后继”。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都在接受组织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被“双开”，贵州省习水县嫖宿幼女案主犯袁荣会被判无期徒刑，河南“采处”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被、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风云再起：重庆打黑
　　
　　犯罪分子猖獗，人民群众就没有安全感。1983年的那场严打之后，社会治安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009年6月起，重庆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剑等“保护伞”都纷纷落马。在打黑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引起关注，如乌小青突然自杀、律师被曝参与造假等。
　　
　　重庆打黑以来，共有24名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全部罗网，160多名骨干成员被抓捕归案，查封冻结黑恶势力涉案资产16亿元。其中网民关注的“大姐大”谢才萍，尽管她自己否认是黑社会，但在证据面前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打黑，为什么会是重庆？面对打黑，也有一些质疑之声。10月28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重庆打黑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不是追求“轰动效应”。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不枉不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黑社会当然不只重庆独有，凡是有黑社会的地方都应依法打击。全国“打黑办”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尽管全国扫黑除恶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当前黑恶犯罪处于活跃期，仍处于遏制打击关键阶段。

　　
　　角落阳光：躲猫猫案
　　
　　猫和老鼠的故事在2009年被“躲猫猫”这个热词代替，当这个游戏发生在2月8日下午的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里时，却玩出了人命。起初，警方解释说，李荞明是与其他在押人员玩游戏后死亡的。后来查实，实际上李荞明是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如果监狱里还在违法犯罪，什么地方还能改造他们呢？其实，“牢头狱霸”并不是晋宁独有。2009年，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共接到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报告15人。原广西平乐县法官黎朝阳暴死看守所一案，看守所所长盘定龙也因隐瞒真相被逮捕。
　　
　　类似“躲猫猫”这样玩忽职守的案件，并不只是发生在监管领域。陕西丹凤就发生一起高中生被审讯致死案，高三学生徐梗荣因被怀疑参与一起杀人案件有关而被警方传唤，在连续审讯10日后“猝死”，原县公安局局长因此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监狱里属于封闭场所，刑侦过程也不对外公开。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要阳光普照。如果处于监督的死角，还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不可能发生呢？
　　
　　行政恃权：钓鱼执法
　　
　　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秩序的安定，保证法律的统一性，但上海浦东城管局却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设置执法陷阱。2009年10月14日晚，18岁的司机孙中界路遇一年轻人站在路中央强行拦车，请求帮助。但车才没走多远便进入执法部门的“伏击圈”，“乘客”扔下十元钱强踩刹，孙中界被认定为“非法营运”遭遇扣车加上巨额罚款。孙中界回家后断指明志，为自己讨公道。10月21日，浦东新区政府“经全面核查”后表示，“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面对全国网民都关注的案件，有关部门仍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行政机关知错不改的武断作风可见一斑。最终的调查结果表明，这是一起“钓鱼执法”事件。行政处罚被撤销，浦东区政府一位副区长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受处分。
　　
　　其实，“钓鱼执法”并不是个案，以前也有过多次报道。除了“钓鱼执法”，还有“选择性执法”，即同样的违法行为，甲受到了处罚，而乙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追究。这些都说明，个别行政机既带头破坏了法治，又摧毁了道德底线，实际是行政权自我膨胀的恶劣表现。
　　
　　孙中界断指证清白，而农民工张海超则用“开胸验肺”的极端方式拆谎言。以个人的力量来挑战职能部门，就像在拿鸡蛋碰石头。他们是幸运的，然而这种幸运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没有受到舆论的关注，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
　　
　　影响稳定：群体事件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6月17日晚8时许，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涂远高坠楼自杀身亡，死者家属对死者的死因表示怀疑，将尸体停放在酒店大厅，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10月17日，涂晓玉等5名被告人被判五年至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从翁安事件、孟连事件到石首事件，暴露出官方与民间在沟通上存在诸多障碍。
　　
　　如何防范、处理群体性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的新挑战。事实表明，离开法治去谈和谐，和谐只会越来越远。
　　
　　专项执法：治理酒驾
　　
　　2009年，一系列酒后驾车引发的恶性案件触目惊心。5月7日晚，20岁的胡斌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跑车在街头飙车，当场撞死一人。6月30日，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造成5人死亡。随后，公安机关在全国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周查处醉酒驾驶2000多起。7月23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对孙伟铭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案作出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这个案件与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一样，都最后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但对醉酒驾车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由于在处理酒驾上，各地处理尺度不一。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要求，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以有效打击、预防和遏制醉酒驾车犯罪多发、高发的态势。
　　
　　尊重生命，遵守规则，还是要靠长期养成的习惯，而不能依赖突击行动与专项整治，尽管专项整治也是以法治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需要“专项整治”的实在太多了。
　　
　　2009年，呼和浩特越狱事件、铁路公安整体转制、歌手臧天朔被判6年、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事件等也是引人关注。从2009法治进步的足迹可以看出，舆论热点的背后，体现了对行政权加强制约、对司法权加强监督的呼声。而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法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