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2018年3月8日，深夜，宝安某工业区的宿舍里，一位工人正躺在床上刷着手机，突然听到对面有人喊“救命”，他赶紧跑到阳台上看，只见对面某商务宾馆的楼顶墙壁上挂着一位女子，而楼顶上还有一位男子正一边拉着这女子一边喊“救命”。

第一次直面这种场景，这位工人也慌了，赶紧对着宾馆喊“楼顶有人需要帮忙”。这时他突然想起来要拿手机将这个拍下来，可等他从床头拿起手机还没开始拍，就眼见着那名女子从楼顶掉了下来。

这是自杀还是故意杀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真实故事?

90后的未婚小伙阿因，就在这工业区的某电子公司上班。

2017年的4月，当时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活动中，阿因认识了旁边一工厂上班的阿艳，同龄人，聊了几句，互相加了微信。

之后，二人多了些来往，约了一起吃吃饭逛逛街，几个月后，就这样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后来二人还相约外出旅游，回来后不久阿艳还怀孕了，但当时阿艳不肯要孩子，于是阿因还陪她去医院做了人流。

2018年的春节，二人各自过了老家，等春节后回来上班，阿因突然发现阿艳对他冷淡了很多。再后来，阿艳开始不接他的电话，再一直打，就已经将他的电话拉黑了。

3月初的一天，阿因打通了阿艳工厂的电话，要求找阿艳。接电话的是阿艳的一位同事，问阿因是她什么人?阿因说：我是她的男朋友。阿艳的这位同事很惊讶地说：不可能，阿艳早就结婚了啊。

阿因当时就懵住了。

阿艳确实早已结婚了，甚至，她在老家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

2017年的春节，阿艳与丈夫阿超因琐事吵架，甚至吵过要离婚，但并没有真离，之后，二人各自外出打工，一南一北，丈夫阿超到了东北，而阿艳南下深圳，二人较少联系，正是在这期间阿艳认识了阿因。

转眼又一年，2018年春节，阿艳与丈夫阿超都回了老家。过年期间，丈夫阿超曾带着女儿到阿艳的娘家和好，关系似乎略有缓和。但很快，二人又各自外出打工了。

2018年3月8日的下午，阿因特意新办了一张电话卡，才拨通了阿艳的电话，并质问她是不是已经结婚了?终于，阿艳答应见面聊。

见面之后，按阿因的说法，阿艳给他的解释是“我已离异了”，天色渐凉，二人又决定到边上的某宾馆好好“说一下”。

在宾馆的房间里，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话题围绕着“为什么你结过婚或离异不告诉我”，阿因坚持：我接受不了你离过婚的事实，分手吧，那我们在一起共花了两三万、我还给你买过几千块钱的东西，这账怎么算?阿艳有点愤怒：如果要算账的话，我还为你做了人流这个账怎么算?

见阿因坚持要求退钱给他，阿艳说，如果这样，那我就不活了。“不活就不活了，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就这样，阿因走在前面阿艳在后面，来到了宾馆的六楼楼顶。

楼顶上，一边靠马路，一边靠着宿舍楼，“往哪边跳?”阿艳提出往宿舍楼那边跳，阿因说：行，那随你，你跳那边，我跳这边。

楼顶上有一米多的护拦，阿艳说：我上不去，你去给我找个垫脚的东西来。阿因看到楼顶的楼梯口有张桌子，就搬了过来。谁先跳?阿艳让阿因先跳，阿因让阿艳先跳，于是，阿因骑到护栏上面，做出要跳的姿势。见阿艳踩上桌子翻过护栏，阿因大惊：这是真的要跳啊!

他赶紧跑过来，可是阿艳已经越过护栏，身体悬空，只剩双手还抓着栏杆了。阿因赶紧一边喊救命，一边拉住阿艳的手想把她拉上来，可是，折腾了一阵之后，没力气了，阿艳还是掉下去了。

围观的群众，只看见阿因蹲在阿艳的尸体旁哭泣，直到民警过来将他带走了。

“我没有想过跳楼，只是赌气随口说的，没想到她真的会跳。”

“她说她不想活了，我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她真的会自杀，我对她说不想活是气话，不是真的想自杀。”

“她上不去栏杆让我给她找个垫脚的，我以为她说的是气话，所说就去搬了个桌子给她。”

“看到她掉下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我就也有了寻死的感觉，我跑下楼顶在餐厅里看到一把刀，想去拿，但是被人先一步拿走了。我跑到她躺的位置，继续在那里喊救命，在120到之前警察就将我带走了。”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阿因被深检君提起了公诉。

法庭经审理认为，阿艳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杀行为，但是，阿因在经历了前期的争吵之后，对阿艳搬东西垫脚的要求不但不拒绝，反而帮助她将桌子搬过去，且作出姿势要从另一边的栏杆跳下去，阿因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阿艳自杀的念头，也使得阿艳能够顺利爬上栏杆并翻过去坠楼而死，阿因的行为属于帮助他人自杀，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考虑到阿因有自首情节、有悔罪表现等，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对此，阿因以量刑过重为由已提出上诉。

但无疑的是，两个本来就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家庭，都因此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会尊重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在人命关天这个话题上，容不得半点玩笑、赌气、或者疏忽。”办案的张检察官对此很是感慨，“任何事情都应在法律框架之内，情感问题更应冷静处理，如果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任，结局都很可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