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张孩子在地铁里睡着的照片，让许多家长看得唏嘘不已。在这张照片里，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姑娘，背着书包、手里还拿着杯饮料，坐在地铁的地板上睡着了。

    “我家孩子6点起床，中午基本不休息，晚上5点半到家，作业做到九十点，累。”

    “我们孩子三年级，天天功课加起来9~12项，背默读写一样不差，眼睛已经近视了。”

    “我家的孩子，放学接回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照样在车上睡着了。”

    ……

    看到照片，很多家长感叹孩子上学太累，需要减负。减负从来不是一个新话题。从1955年教育部发出第一个减负文件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出台相应的减负政策。今年新学期伊始，上海、长沙、沈阳等地就相继发出“减负大礼包”。

    “减负令”下，下课早了、作业少了，考试的方式也变了，可孩子、家长仍是喊“累”，甚至有家长表示负担更重、焦虑更甚。原因在哪？又该如何破解？《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孩子减负，家长增负

    陈忠明是辽宁沈阳一高校教师，他的儿子今年读五年级。

    2016年底，沈阳教育局颁布“最严减负令”，要求教师不得不加选择地布置教辅材料上的作业，不得布置机械性、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

    这不是教育部门第一次颁布“减负令”。事实上，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根据新形势出台相应减负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各种版本的“减负令”数不胜数。而在地方层面，各地多年来也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对在校时间、课后作业、考试、补课、休息和锻炼时间等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陈忠明也能明显感觉到此次“减负令”的力度，“现在，已经没让家长批作业了，成绩也不发到班级群里了，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

    可孩子看起来是减负了，新的烦恼也跟着来了。现在，孩子每天下午3时50分就放学，每周三因为老师业务学习，更是2时50分就放学了。“这个点，让家长怎么接？”陈忠明告诉记者，由于他是大学老师，时间相对还自由一些，儿子多数是他接送，但因为周三晚上有课，他也只能让托管班接孩子。而托管班的费用每月在600元以上，不仅昂贵，而且很多缺乏安全保障。

    谁接孩子甚至引起了教育部长陈宝生的关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说：“基础教育阶段，放学之后，学生怎么办？我到教育部工作之后在基层做过调研，好多学生家长就讲这个事，这是件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非常揪心、非常挠头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各地也进行了探索。2014年起，上海市公办小学普遍向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免费看护服务；今年初，江苏省南京市下发通知，所有公办、民办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制度，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弹性放学时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或与家长建立谈判沟通机制适当收费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不过，对于意见实施的效果，陈忠明认为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