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一个下午，8岁的坤坤(化名)像往常一样独自在房前的小土坡上玩耍，看着携带各式“奇怪器材”的人来来往往。

日前，一篇关于200余村民写联名信欲将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坤坤驱离的新闻，让世人将目光聚焦在四川省西充县书房垭村一个年仅8岁的男童身上。

面对陌生人的频繁到访，坤坤或热衷于“掷柚子”游戏，或快速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或静站在一旁看着接受采访的爷爷，偶尔对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两个字的回答。只有右眉梢那块突兀的伤疤看起来让他与这一切密切相关。

三年前的夏天，坤坤在玩耍时弄伤了头，在医院治疗时，被发现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传染源来自于在他襁褓之时一走了之的母亲。随后，这个小男孩的生活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巨大改变。

外出务工的父亲没有了音讯，同龄的小朋友不再和他玩耍，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时常叹息流泪，就连往常对自己疼爱有加的邻居爷爷也逐渐对他敬而远之。坤坤变得越来越调皮，到处点火、小偷小摸，甚至将整瓶农药倒进邻居家的水井中。

“我和他婆婆年龄也大了，又残又病，实在是侍奉不下去了。”69岁的罗文辉告诉中新社记者，尽管坤坤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孙子，但几年来他和老妻仍然视其为亲生，一直疼爱有加。“但是，因为这个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了。”

罗文辉说，由于坤坤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没有玩伴一起玩，也没有能去读书，“人越来越大，漫山遍野地耍、闯祸，我们两个老的实在是管不到了。”再加上到县城的几十公里，让罗文辉萌发了将孙子送到专门的机构去，或者能有爱心人士收养救助孙子。

“那些机构肯定比我们家里的条件好，吃得好，穿得好，也能够有系统的治疗，还能管得到他。”

这就是那封印有203个指印的联名信的初衷。

邻居罗文富是最先在联名信上摁指印的20多人之一。“说实话，对于这个娃娃，我有恐惧也有同情。”罗文富回忆道，在艾滋病这件事之前，包括自己在内的书房垭村人都对这个没有父母照看的孩子很是照顾，“逢场(赶集)的时候带他坐车去镇上嘛，都是把他抱到怀怀里，哪个没得恻隐之心嘛。”

“现在哪儿还敢跟他这么近接触。”面对记者，罗文富毫不掩饰他对坤坤的疏远，并且扳着指头说起了原因。除了太过调皮捣蛋外，艾滋病病毒成为了主因。罗文富说，尽管县里的医生告诉大家艾滋病只会通过血液、性还有母体传播，但仍旧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家的小孩与坤坤玩耍。

“娃娃一起耍，难免磕磕碰碰，他(坤坤)又那么废，万一要是有伤口出血了怎么办。”如今的书房垭村，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几乎人人皆晓。但大多数人内心都存在着与罗文富同样的困惑。亦有村民表示，正是因为如此，坤坤才没有学上，而联名信只是想帮这个孩子找一条出路。

在坤坤所在的李桥乡乡长鲜承红看来，村民们的出发点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大家都是想着这个孩子好的。”鲜承红说，自从坤坤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后，乡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是两个老人的低保，每个月150元，另一方面是娃娃的补助。”2012年年底其，坤坤每月能领到600元的生活补助，今年11月涨为1130元。

“日常的生活是肯定没问题的，看病和吃药的费用也是免费的。”鲜承红还表示，坤坤一家目前由该乡党委书记李辉进行定点帮扶。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坤坤定期会到县城的疾控中心进行检查。今年8月，几项病理指标超标后，坤坤开始服药。“他一直都在我们的医学管理下，包括定期的随访、检查，还有用药建议等。”西充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梁俊波说，除了医学管理，在艾滋病防御知识宣传上，疾控中心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李桥乡。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在家的人大多都是文化水平有限的老人，单纯的文字资料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们靠电视里讲，靠给学生娃娃讲，让他们回去‘小手拉大手’，整体来说，知识的普及面还是达到了的。”

但梁俊波亦无奈表示，村民了解了相关防御的知识，但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信念，从而改变相应的行为。“知道和接受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还是很任重道远的。”

采访中，坤坤一直不愿意搭理陌生的记者，直到记者拾起院坝里另一个柚子，与他玩耍一阵后，才发生了一次简短的对话。

“你想不想读书呢？”

“不想。”

“为什么呢？去读书不是就有同学一起玩么？”

“……”

“你每天都在吃药吗？”

“嗯。”

“知道为什么吃药吗？”

“病。”

对于8岁的坤坤而言，艾滋病是一个太复杂的词汇，或许他并不能够完全了解这种疾病和它所产生的影响。但未来何去何从，这个小男孩却与爷爷一样，充满了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