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照例，除夕夜，要给祖坟点灯，这是当地重要的风俗。

四周都是黑，点了蜡，黑却更浓。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形象，竟在烛光中异常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这场景刺激了已过花甲的贾平凹。他不由得思考生死，回头看自己所经历的、听说的百多十年。

“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贾平凹之前都写在书里了，花甲已过，那些曾经不愿想不愿讲的，现在也必须要说道说道了。

于是便有了《老生》。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唱戏的老生，是唱丧歌的老生——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是一个神仙般的人物，通过对他思想、言行的描写，间接见证、记录了陕南游击队时期、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后四个时期几代人的命运辗转。

写不完的使命

同龄的同行们多偃旗息鼓，好久没出新作了，贾平凹却依旧不辍笔耕。写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我觉得我是一个农夫，收完一茬庄稼了就忙着去种另一茬庄稼，或许家里的粮已够吃多年的，但还得起早贪黑地去劳作。”贾平凹这个“农夫”，忍受不了躺在以往的作品和成就上“坐吃山空”。

形成了习惯，并不意味着写作就会轻松。本以为写《老生》能一气呵成，没想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整个写作过程非常辛苦”。

贾平凹是球迷，世界杯、欧洲杯、国足、女足和他们陕西省级的足球他都看，深知球迷助威对场上运动员的鼓舞。可自己的笔在稿纸上狂奔时，却没有人为他加油。和任何创作一样，写作同样是孤独的。

“长篇小说一写就好几年时间，除了开会、活动以外基本上我都在房子里琢磨这个事情。也没人在你旁边加油鼓劲，这样时间长了经常就没劲了。我就自己给自己鼓劲！”

贾平凹用书法作品和小诗给自己鼓劲。在《老生》的封底，有这样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这便是贾平凹用以自勉之作。他告诉记者，诗中的“使命”倒不是谁交给他要完成的任务，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他反复对自己说：“我正在进行的写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必须要很庄重地投入。”那“伟大”在于敢于面对自己回忆中的百多十年，并说句不藏私心的公道话，“这也算是一个使命吧。”而如果不给自己这样一个“意义”，贾平凹说他很容易“没有劲写下去”。

四易其稿终于完成，这个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却把这22万字锁在抽屉里大半年不敢拿出来。不知道写出来的那些话，到底当说不当说。毕竟触碰到他曾经“不敢轻易去触动的东西”，尽管写出来释然，但同时也伴随着痛楚。

出版后，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记下来这样的话：“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世上的母亲没一个在咒骂生育的艰苦和疼痛，全都在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

离不开的乡土

和他绝大多数作品一样，这部《老生》依旧是乡村题材，依旧扎根于陕西农村，就像贾平凹的口音，带有浓厚的乡气。

都市里的年轻人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体之一。可是，贾平凹那不离不弃的乡村题材，讲的又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距离年轻人的生活太远。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老生》首发式，现场竟然没有坐满。有些学生听他没讲一会儿，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贾平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读者多数是中老年人。他到各处讲座签售，抱着一摞一摞书来找他签名的，从来没有年轻的面孔。他不是不想吸引年轻读者，也曾尝试转换题材，少用方言土语，学些新派的写法，可却没那么容易。

“好像不是一时就能够学会的东西。”写着写着，贾平凹不由自主又用回自己熟悉的语言，“乡间人说的话，无意识地就带出来了。”就像他曾尝试学说普通话，却感觉“舌头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熘过的味儿。”最后只好安慰自己，“普通人才说普通话，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

他在写作上的革新也像当年学说普通话一样，到头来还是放弃。“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小说写得有趣味性，最起码让大家有兴趣读下去。尽量写一些让西北以外的人能够看懂的，让更年轻的人能够看懂的东西。”

一直以来，农家出身的贾平凹都有个“种子理论”。“萝卜种子长出来的肯定是萝卜，白菜种子长出来的肯定是白菜。我是一个玉米种，不可能长出麦穗来。”他承认，一个作家所熟悉的、擅长的毕竟有限。

“我本人也只会写乡土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东西，不一定是给全部人写的，他是给一部分读者写的。不可能达到大家都满意。”更何况，现在新兴的那些一句一段的剧本体、微博体小说，他自己也欣赏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