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四美和他的儿子。陈熙春摄

    近日，浙江省杭州救助站工作人员护送一名行乞老太一家三口返乡后发现，这位老人在老家有房有地有低保，但她身体健康的儿子王四美嫌政府的低保标准太低，不如职业乞讨来钱快。

    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尴尬无奈，有时候护送像王四美这样的人回家，工作人员还没返回杭州，王四美们已“捷足先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指出，“城里磕头、家乡造楼”的职业乞讨者长期存在，势必伤害社会的怜悯之情，使人心日趋冷漠，好逸恶劳的职业乞讨者不应被继续纵容下去。

    城里磕头行乞 老家却有房有地有低保

    11月初，强冷空气将杭州猛地“吹”进寒冬，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却孤零零

    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对这位老大娘一点都不陌生，“她没名字，夫家姓王，娘家姓邓，按照旧社会的叫法，就叫王邓氏，1923年出生的。她儿子叫王四美，还有个4岁的孙子。”

    “仅仅今年，他们就已3次被送进来，然后被护送返乡。”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无奈地摇头。据王四美所在的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尚庄村的苏书记介绍，王四美在外头乞讨也有五六年了。自家房子起火后，政府出钱帮他造了两间水泥房，但他回来看看就走了。对于政府给王四美母亲办的低保，王四美认为“一个月才几百块，顶什么用！”他自己曾承认“乞讨能月收入三四千元”。

    职业乞讨在杭州已是屡见不鲜。比如10月出现的“乞讨二人组”，小孩拉板车，男人唱歌，见人下跪，不依不饶。幕后操纵者从外地廉价雇佣未成年人、残疾人，在市区人流、车流密集的重要道路和主要场所强讨强要。

    “目前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大多将乞讨作为职业，作为敛财手段，而且收入不菲，‘城里磕头，回家盖楼’的现象确实存在。”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陈国民说。

    劳动力不“劳动”让社会很无奈

    杭州市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该市救助各类流浪乞讨人员12078人次。陈国民说，杭州救助流浪乞丐是周边同等城市的3倍，杭州市去年为流浪人员无偿购买车票达100多万元。国内很多大中城市都面临着救助的压力。

    一户人家，老的挣扎在死亡边缘，孩子还不懂事，像王四美这样，身体健康，本应是家中的顶梁柱，却不肯挑起担子，能有什么办法？杭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王四美们跑出来乞讨，可以在杭州，可以去别的城市，只是害了跟随他们的老人、孩子。

    “人一旦经历了这种来钱快、又不需要任何技能的生活，很容易就自暴自弃，再也不肯用劳动去赚钱了。”针对职业乞讨这一不容忽视的群体，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詹红军表示很无奈，“拿他们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没有哪部法律规定乞讨违法，他们有他们的自由。打击的只是强讨强要的“乞丐”。

    杭州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不断上街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但绝大多数乞讨者都无动于衷，甚至采取一跑二哭三闹的手段，说啥也不肯去救助站。杭州救助站工作人员说，怎么也劝不走的乞讨者中，多数是“职业乞讨者”，进了救助站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相对于救助部门的无奈，市民们感觉最深的是麻木。“以前我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在学校旁边看到乞讨者，经常会给一两元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钟其说，但在杭州工作后，碰到街头乞讨者自己坚决不给，“有时候孩子给乞讨者我也会阻止，因为怕她的善良会用错地方。”

    职业乞讨的不道德使人心日趋冷漠

    不可否认，现在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像王四美这样的职业乞讨者，他们以敛财为目的，不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和劝导。陈国民承认，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按照国家法规的新规定，民政等部门对这些人不仅不能遣送，强送也不行，最多只能叫“护送”，而且护送还要“做他们的工作”。陈国民说。

    钟其认为，因为乞讨存在可观的利润空间，所以一些人把它当作职业。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存在难度，只能把他们送回家。即使全国社保体系日趋完善，职业乞讨可能也不会绝迹，毕竟地区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职业乞讨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以图不劳而获，将潜移默化地伤害人们的同情心。钟其说，长期、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会不知不觉让人心变得更加冷漠，对社会诚信造成伤害，让社会越来越缺乏或淡化同情、怜悯，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这种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民政部、公安部等五部门此前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区别对待”乞讨和强讨，首次强调多部门联合执法，首次提出“社会代养”、“家庭寄养”等新救助模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负责人杨研究员指出，好逸恶劳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观，像王四美这样的职业乞讨者，不应被继续纵容下去。(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