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制造业居然会重新变成各国争抢的香饽饽。不仅发达国家“好马要吃回头草”，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产业调整升级绝不意味着淘汰或放弃制造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关于制造业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一场争夺制造业的竞赛已拉开序幕。(《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5期)

　　如果说，21世纪前10年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的黄金期，那么未来10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试图夺回制造业

　　以美国为例，虽然危机已有数年，企业盈利和资产负债表健康程度均已恢复到危机之前，但失业率却依然维持在8%高位之上。个中原因除了就业改善的滞后效应之外，更有结构性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创新，但这种创新经济不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带来大量就业岗位。譬如美国社交网络巨头“脸谱”上市后市值可能超过750亿美元，但却只雇佣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350亿美元，却在美国本土雇佣7.7万人，在全球雇佣21万人。再比如苹果公司，去年净利润达260亿美元，雇佣员工6万人，而2006年净利润19亿美元，雇佣近2万人。五年间，苹果公司利润增长至原来的近14倍，但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却只是原来的3倍。

　　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显示，当前美国制造业岗位总数1180万，比1979年峰值时的1960万减少了40%。进入新世纪以来，制造业岗位减少的速度开始加快。一个强大的制造业部门曾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摇篮，但随着制造业的衰落，美国的梭子形社会结构被“拉长”，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目前的44%。中产阶级的衰落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0%群体掌握了约一半的国民收入。

　　制造业外流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收支账户恶化。在美国，惊人的贸易赤字早已不是新闻。而在另一个发达经济体日本，这一问题也正在凸显。去年，日本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虽然去年的逆差有地震引发的短期原因，但同样反映出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

　　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由于日元升值和国内税收等成本增加因素，到2014年日本汽车制造商74%的生产业务将在海外进行，而2003年这一比例仅为49%。如果汽车生产持续转移到海外，这不仅意味着日本的出口将减少，也意味着未来日本或许还将进口自己品牌的汽车，这将加剧日本的贸易逆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年初发表文章对日本贸易的前景表示担忧，文章认为未来制造业外流造成的贸易赤字和日本高昂的财政赤字一起将引发类似希腊式的财政和经济危机。

　　日本政府的统计显示，1985年制造业占日本GDP的比例高达30.02%，此后开始出现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已降至19.4%。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明确表示，日本政府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防止国内企业将其业务转移到海外，因而要向这些企业提供补贴，以便能够刺激其留在国内。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1月24日所作的国情咨文中也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必须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

　　从认知和改革，打赢制造业争夺战

　　对中国来说，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努力带来新的压力，使得中国在未来将面对“双面夹击”，即和发达国家竞争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中低端制造业。今年年初，联想宣布将把部分电脑生产转移到日本NEC旗下的合资公司。而另外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研发和部分制造岗位转向美国，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和通讯巨头华为，希望以此加快高端制造业的升级。

　　显然，中国在倡导制造业向高端升级的同时不应忽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两条战线都应获得胜利。英国《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书中通过比较认为，中印选择的不同产业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印的差距：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策略虽然不利于催生自主产业巨头，但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减少贫困和促进社会稳定；而印度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企业，但却导致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文盲率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虽然国际竞争压力加剧、国内要素成本正在上升，但中国依然有留住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优势。

　　首先，劳动力成本并非制造业企业的唯一考虑因素。工人素质、物流商业环境、基础配套设施、税收商务环境，以及本土市场潜力等都是企业综合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具有显著优势。

　　其次，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空间。在中西部提供生产要素的同时，东部又提供了市场需求，这种综合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再次，中国企业长于“流程创新”也是吸引制造业企业的重要原因。譬如一些代工企业对于生产流程的不断优化，以及众多制造流程专利令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苹果公司对中国代工企业的依赖度越来越大。

　　不过，要在两条战线上赢得制造业竞赛的胜利，除了依靠一流的硬件基础设施，还需要一流的软件基础设施，这无疑要求中国加快从市场环境到法治环境的全方位改革。

　　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均认识到，强大的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保障。在这场已经打响的制造业全球争夺战中，中国拥有一个不错的起跑位置，但能否在这场耐力赛中笑到最后，仍然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态度和改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