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兴遭受美国技术禁运后，华为也成为美国司法部调查是否违反有关制裁的对象。对此，华为回应称遵守开展业务地的所有适用法律和监管规定，包括美国制裁的法律与监管规定。在美国贸易史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裁一直是常用武器之一，受到很多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偏爱。殊不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制裁的实质是一种错误与自负，最终带来的不是“美国优先”和“美国伟大”，反而是对国内贸易和公民利益的损害。

    自由与保护。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界就有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争议。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演进，人们对它们的优劣性有了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但由于理论的模糊性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保护主义常常成为政客的托词和借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无情地揭露过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真相：“没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来自于国外”。他说：“我们不能将一切行为的责任，都推卸给全球市场”。为何全球化常常成为人们高谈阔论的话题？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左派与右派之间达成了某种非同寻常的默契，假装有外部全球化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实际行动都是完全本土化的。对于今天的特朗普、罗斯和莱特希泽来说，这些都是他们不愿承认甚至故意忽视的。在现实主义、强硬主义的政客面前，外部的贸易是国内政治可以随时牺牲的东西，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与金玉良言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噪音。

    多边与单边。所谓“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和“特殊301条款”是美国对外调查和制裁常用的法律手段和贸易规则。实际上，这些条款的法律依据是美国国内的《1974年贸易法》。历史上，美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权力归属于国会，但这部法律及其修正案和其他贸易法律一起使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逐渐增大。1995年WTO成立后，美国开始将大部分301条款案移交给WTO，但仍有部分条款案未纳入WTO框架。对这种单边贸易主义的法律，美国内外都不乏批评声音。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美国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并不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撰写的”，“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企业免受进口的不利影响”。他指出，美国更广泛的特殊经济利益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冲突方式影响了政策制定，使美国看起来更加虚伪。可以说，美国对伊朗等国的贸易制裁以及借此对华为的调查是赤裸裸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践踏了联合国平等正义的基本规则与理念，违背了WTO开放、平等、互惠的多边宗旨与原则。

    自信与自负。推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里根总统也曾在竞选总统时使用过类似口号。表面上，“美国优先”和“美国伟大”很鼓舞人心，充满自信，但实质上却反映了一种傲慢的自负和深层的自卑。面对外部的竞争和挑战，美国不是自我更新和革命，反而矛头对外，这终将伤及美国繁荣和“伟大”的根基。唱衰美国的声音一直都在。“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提出，美帝国正在走向衰亡，不仅因为上层建筑无限膨胀，更重要的是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神话”遭到诸多挑战。西蒙·赖克和理查德·内德·赖博也有类似看法：二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暂时的现象，其所作所为经常会被破坏而不是增进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就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美国政治而言，亨廷顿指出了一种可能，即“政治制度也可能朝着非自由主义、非民主主义和非个人主义的方向发生巨变”。如他所言，美国制度的特征在于自由理想与制度现实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能否克服与日俱增的自负和自卑，这是有待于特朗普们解决的重要问题。

    “推动经济研究的更多是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思想。”经济如此，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更是如此。单边主义的调查和制裁不但远离了学术、思想和理论的真理，还掺杂了外交辞令、商战策略、谈判技巧、政治套路和白宫“宫斗”。揭穿其层层真相，需要一双岁月沉淀、充满智慧、不乏理性的慧眼。面对其威胁挑衅，需要坚定立场，有礼有节地在既有国际规则和框架内积极应对；需要底线思维，主动做好最坏准备和预案；同时需要掌握、运用国际贸易惯例、规则和法律，拿起“正义之剑”。